7月18日上映的电影《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是一部“锋利”的电影，如一把冰刀，借花样滑冰运动的优雅与残酷，划开冰面之下，青春里无处安放的焦灼与东亚亲子关系中不堪重负的期待。
这部由陈正道监制、周璟豪执导，张子枫、丁湘源、马伊琍主演的影片，此前在第78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中亮相。张子枫从零开始苦练花滑，片中展现令人惊艳的蜕变之舞；马伊琍改头换面，演绎令人窒息又感同身受的教练母亲。
《花漾少女杀人事件》海报
作为悬疑电影，影片故事上既有悬疑惊悚的猎奇，又有心理探索的深度。冰场上极致的冷冽环境，外化了人物内心的寒意，经由一系列视听语言的精准放大，窒息感具象化为观众生理层面的压迫。
影片开场，“杀人”结果开门见山，直勾勾血淋淋地被抛到观众眼前，之后是层层回剥，从少女的视角看悲剧如何酿成，又从一桩悲剧本身，看到两代人的生命困境，并直视内心欲望的野兽。
展开剩余91%这是青年导演周璟豪的首部电影长片。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高度类型化，也极具个体表达的故事。周璟豪毕业于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曾在硅谷做程序员。
影片上映前，导演周璟豪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谈论电影创作历程，以及他对家庭、成长与“野心”的思考。
导演周璟豪
【对话】
冰刀，残酷而美丽
澎湃新闻：怎么会想要拍摄一个这样的故事?
周璟豪：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在创作之前，我一直在摸索想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运动，所以本能地想到，要是拍电影的话，影像里可以有一些运动元素，它能为电影提供很好的视觉基础和节奏，有机会拍一些比较生猛的东西。
运动世界很多时候是很残酷的，而在众多运动中，花样滑冰很特别，它有两面性，一面是残酷，另一面是很美。就像冰刀，有时觉得它很危险，但落冰之后又是很美的呈现，这种矛盾性是故事的土壤。顺着滑冰的世界很自然会想到一些人物关系，比如教练和运动员、家长和孩子的关系，想到运动也会想到同辈竞争。
所以我在构思时比较快地找到了方向，想做一个三角关系，有一个权威，一组同辈竞争关系，一组代际关系，构成一个三人关系。我们肯定不只是拍运动，而是借助这个载体去拍一些有戏剧张力的类型故事。
电影中的三人关系
澎湃新闻：作为你的第一部长片，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多长时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周璟豪：最早开始动笔大概是三年前的八九月份，写了两年左右开始拍摄，拍摄时结局还没完全确定，动笔前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整个周期大概是这样。电影技术上的完成度是大家齐心协力的成果，剧组每个人都贡献了经验，拍摄氛围很纯粹。
对我个人来说，比较大的挑战是从创作剧本、拍摄到剪辑过程中，因为电影包含很多元素和几组人物关系，要始终抓住并最终找到人物的内核、困境和表达，不然的话容易在创作中跑偏，比如想让故事更商业类型化一点，或想多一些作者表达，都可能迷失方向，整个过程也经历过很多次推翻重来，有时会发现抓不住人物了，那就再重来，这是比较大的挑战。
澎湃新闻：构建这个故事时有没有意识到选择花样滑冰作为载体是比较冒险的，如果没有演员能够完成这些动作表演，电影可能就拍不成了。
周璟豪：我最开始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后来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要是用运动员，表演不达标可能无法传递复杂情感，而职业演员也很难完成高要求的动作。但我的习惯是先写、先做，预想到问题先不过多焦虑，先把角色写出来，相信总有解决办法。
最开始想过两种方案，一是让演员训练滑冰，借助技术手段完成；二是选专业花滑运动员，教她们表演，这一定程度对应着电影不同的体量。我也比较幸运，碰到子枫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
张子枫开机前苦练花样滑冰
身份，成为彼此的借口
澎湃新闻：江宁和对手钟灵，江宁和母亲王霜这两组对照关系很有意思，你能谈谈对这些人物设置的考量吗?
周璟豪：江宁（张子枫饰演）和钟灵（丁湘源饰演）是比较鲜明的对比。江宁目标明确、非常专注，但因为太想达到目标，整个人变得越来越紧绷，有时越紧绷反而越做不好事。钟灵比较松弛，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这种放松让她在冰面上常常很自由、很自信。我觉得这两面很多人身上都有，只是有时某一面会变得非常鲜明极端，另一面并非不存在，可能被藏起来、压抑着，在身体的某个角落。
独特而纠结的母女关系
王霜（马伊琍饰演）这个角色也是写着写着慢慢有感觉的。这组母女关系在影片前面给人的感觉是相互纠缠，有很多牺牲感、付出、委屈、互相期待和怪罪，可能是一种相对典型的亲子关系。
但写到后面，我渐渐有了新的想法，最后她们从某种角度来说都跳出了母女关系，在某一瞬间会发现她们都是为自己而活的，都有自己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某一时刻，她们能彼此坦诚，也发现彼此很像。我觉得现实中父母与孩子的矛盾很难一夜之间和好，更可能是在某些瞬间同频、诚实地面对彼此，这就很难得了。
澎湃新闻：最终演员给了很大的惊喜。作为新人导演，与有经验的演员合作，让他们付出很大辛苦，你觉得有难度吗?
周璟豪：一方面因为大家都很专业，剧组所有成员包括演员都很专业，所以和他们合作的挑战并非源于我是新人导演。信任方面，拍摄前我们做了很多交流，我会写下对角色的想法，和子枫、马老师等提前沟通角色最重要的部分、与她们本人的连接以及可以发挥的空间，前期沟通很充分。
澎湃新闻：能具体展开说说江宁与子枫、王霜与马老师之间的连接吗?
周璟豪：先说江宁，她身上的专注和做事情时屏蔽周围、专注投入的特质，以及总是寻求突破的特点，子枫是可以找到连接的，子枫作为演员也一直在寻找突破。我和子枫沟通的重点是，如何更真实、特别地呈现这样一个想赢、有执念的角色。
我觉得表现一个人在意某件事或有执念，不一定写在脸上，有效的表演可能恰恰是不直接表现，通过藏、反过来演，利用反差和留白让表演更真实。比如真正悲伤的人也许看起来不悲伤，真正兴奋的人可能看起来不兴奋。
所以电影中江宁的笑、不屑一顾、轻描淡写、麻木等表现，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情绪。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江宁才能在与王霜的对抗中占上风，有时处于委屈状态反而无法胜出，而表现得不在意、轻描淡写可能更有利，我们也探索了这些可能性。
张子枫在片中是想赢的花滑少女
王霜这个角色很复杂，她是教练、是失意的运动员、又是母亲，这些身份有时是冲突的。我和马老师交流时，马老师对角色做了很好的补充。
我作为创作者，虽尽可能代入角色，但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总有欠缺，比如母亲的一面，我无法100%感受，而马老师能带来她的视角。原来的剧本中王霜可能更狠，马老师为她带来了柔软的一面，让观众更容易相信和共情。
我们讨论了角色几面之间的关联，比如作为教练可能对学员不满意，作为母亲想知道怎样对孩子才好，作为失意的运动员想消解对自己人生的不满足，这些身份有时可能成为彼此的借口，比如对孩子的不满可能源于对自己的不满，我们会探讨这种复杂性。
另外，王霜有自欺欺人的特质，她的自洽会让她屏蔽一些事情，和江宁有点像，比如她将自己过去职业生涯的失败归咎于女儿，其实与女儿无关，只是为了处理内心的焦虑或落差而自我说服，包括女儿出状况后也是如此。我们会讨论这些对角色的理解，拍摄时把这些讨论放在前期，片场就比较直接简单。
马伊琍是严厉而悲哀的教练母亲
澎湃新闻：有没有因为拍摄过程中，演员带来的灵感，给你的剧本带来比较大的改变?
周璟豪：不能说是变动，但确实演员带来的灵感有帮助我们逐渐找到人物最终的落点。拍摄前，我对于剧本最后一场戏中人物的走向纠结了很久，比如她最后要不要上场，为谁而滑，滑得怎么样等。这些情节的发展是在开始拍摄后才慢慢清晰，因为写完剧本之后，只有当演员和角色统一后，角色才成立。子枫在拍摄过程中对角色越来越有感觉，也帮助我明确了最终结局。
有几次拍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她吊起来练空中吊杆时，自己很兴奋地要求再来；另一次是晚上疯狂练习时，不管技术只管沉浸其中，摔倒后在某个音乐节点起身，肢体很有表现力，在场好多人都被那种生命力打动了。这些让我觉得，江宁想要上场滑冰其实和妈妈没那么大的关系，她终究不是在对抗王霜，也不是在为了王霜而做决定，对她来说，真正自由的瞬间可能就在冰上，能在冰上获得自由和爽的感觉。所以最后的结局无关输赢，她滑到最后喘了一口气，像是经历了很多拉扯之后透了一口气的感觉。
剧照
拉扯，可能是一种常态
澎湃新闻：你自己原本也有非常良好的教育背景，无论是哈佛这样的名校，还是计算机这样看起来更具理性的专业，从理工男转到做导演，算是一种叛逆吗?
周璟豪：我觉得不太算叛逆，因为叛逆这个词有个前提，好像有必须走或常规走的路，不走就是叛逆。但对我来说，当程序员或学计算机，也许是某种刻板意义上更常规一点的路，但我学计算机也是因为当时真的感兴趣，真的喜欢。
但做着做着，我发现好像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产品，也没有特别想用科技去解决的问题，至少在那个阶段没有想到。而且我个人对技术本身好像没有很狂热，于是慢慢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个事情。当时我本来就对电影有兴趣，上大学时也选过纪录片、戏剧导演等选修课，那时就非常喜欢。
不过大三大四已经没有换专业的可能，也没有多想。直到发现对程序员工作没有那么大热情时，我就想试试做电影。于是开始自己写短片剧本，通过拍短片的方式学习，做了之后发现挺有意思，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澎湃新闻：影片中体现了东亚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你对教育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和思考吗?
周璟豪：我是自己会给自己压力的那种人。我们影片看到最后也会发现里面代际关系的一些非典型的部分。但我可以分享一点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看。
从家长角度，有时很难分清什么是真的为孩子好，什么是为了自己，两者搅在一起时往往会出现问题，比如有的家长把对自己的不满意投射到孩子身上，对孩子的要求反映了对自己的要求，这种情况值得商榷。
从孩子角度，在家庭中，不同父母与孩子相处方式不同，有时父母会成为权威，对孩子来说，在权威影响下逐渐找到自己可能比较重要。“找到自己”可能并不容易而且很抽象。对我个人而言，能自己做选择很重要，我成长过程中父母基本让我自己做选择，我很感恩。
澎湃新闻：做导演后，跨领域的背景，对创作这部电影有什么影响?
周璟豪：我可能是比较关注结构和逻辑的人，写剧本、构建视听时，会在意宏观结构，想事情也比较按逻辑来，但在创作中也有可能因此困于逻辑之中，这是个双刃剑。这也许是跨领域的影响，也许是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不过我也有比较纯感性的时刻。
周璟豪和张子枫在戛纳红毯
澎湃新闻：影片被归类为悬疑片，开场就揭示凶手，还设置了很多悬念，在结构搭建上有什么心思和巧思?
周璟豪：最早构思故事时，我就会希望它有商业类型感。写出结构后，纠结的一点是开场要给多少信息，因为不同信息会带来不同悬念，比如不展现死者是谁是一种悬念，展现又是另一种。最后我觉得，希望电影和里面的人物贴近，它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悬疑类型片，但一定要和主要人物很近，因为最终要通过人物作表达。
所以选择了现在的开场方式，在我看来有一点宿命感，能让观众以宿命感的视角看人物一步步滑落到最后与自己斗争的过程。电影一开始是外部冲突，但最后还是关于江宁和她的困境，我想用这样的结构让江宁在最后，尤其是和王霜对话时，能面对自己的困境、野心、欲望、局限、借口等等，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悬疑设计都是辅助人物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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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作为一个青年导演，希望《花漾少女的杀人事件》这部电影能与今天的年轻人产生怎样的共鸣?
周璟豪：我个人的感受是，在电影的结尾，江宁经历了很多，在与自我的拉扯和挣扎之后，有一种“透了一口气”的感觉。她之所以能透这口气，是因为在整个自我拉扯过程中，她完成了与自己的对话——和钟灵的相处给了她一点力量，让她找回了某种纯粹又酣畅的感觉。她面临的问题肯定不会一夜之间解决，困境依然存在，野心也还在。但至少她获得了一点力量，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的困境。
我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或者准确感知“今天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是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在某些瞬间，我们通过自我对话或者其他方式能够获得一点力量，这种瞬间是珍贵的，人生不会第二天就焕然一新，但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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