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贸大省，浙江省2025年交出的“外贸答卷”格外亮眼。
2026年1月14日，在浙江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厅长通道”上，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介绍称，2025年，浙江省外贸出口逆势增长，首次突破4万亿元大关，规模稳居全国第2位。
在持续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浙江省也提出要“全力推行内外贸一体化”。《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从浙江省政协委员，民盟省委会委员，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袁清处获悉，其带来了将“企业出省”提升至与“企业出海”同等战略高度的建议。
“浙江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开放大省，在推动‘企业出海’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开放型经济的先发优势。”在袁清看来，“相较于‘企业出海’的轰轰烈烈，‘企业出省’的战略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释放，存在‘重出海、轻出省’的惯性思维。”
打破“重出海、轻出省”惯性思维
在中国企业纷纷掀起出海潮的另一边，更好推进“企业出省”也越发受到外界瞩目。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优化产业布局，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的战略部署，要求积极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袁清认为，将“企业出省”置于与“企业出海”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是浙江省践行国家“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破解省内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制约，拓展经济发展纵深、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必然选择。
“‘企业出省’与‘企业出海’并非相互替代，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共同服务于浙江省高质量发展。”袁清直言，“企业出省”与“企业出海”同为拓展发展空间的核心路径。
袁清认为，“企业出海”是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企业出省”则立足国内，利用我国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降低综合运营成本，开拓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
袁清举例称，2024年，浙江省对美出口依存度达7%，远超全国2.8%的平均水平。“通过有序出省布局国内市场，能有效分散过度依赖单一国际市场的风险，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坚实支撑。”
“‘企业出省’与‘企业出海’既是同为保障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支撑，也是同为践行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袁清进一步表示，“企业出海”是参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建设贸易强国的体现。而“企业出省”是落实国家“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浙江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能够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作出积极贡献。
健全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
“尽管浙江企业出省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进程仍显迟缓。”袁清表示。
袁清分析认为，在推动“企业出省”方面，浙江省还存在“区域产业分工不清，同质化竞争突出”“中西部要素支撑与配套能力不足”“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例如，在“区域产业分工不清，同质化竞争突出”层面，袁清表示，部分中西部地区在引进产业项目时缺乏科学的差异化定位和论证，招商政策趋同，导致承接的产业与浙江省转出企业的定位重叠，容易引发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内部竞争问题，不能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
“部分企业对出省的战略意义认知不足，仍将目光聚焦于海外市场。广大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跨区域经营的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对离开浙江省成熟的产业配套生态心存恐惧，面临‘不敢转、不会转’的难题。”袁清表示。
在袁清看来，这主要与“顶层设计缺失，战略引领不足”“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市场分割依然存在”“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跨区域流动不畅”等因素息息相关。
据记者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浙江省“企业出省”，袁清还带来了“强化顶层设计，明确战略定位”“创新协同机制，破解利益协调难题”“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支撑能力”等“破局之道”。
袁清建议，破解利益协调难题，可健全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大力推广并创新“飞地经济”模式，核心是建立清晰的税收分成（如“飞出地”与“飞入地”按比例分享）、GDP双重统计等机制。同时，探索设立省级跨区域产业转移补偿基金，对因企业外迁导致短期内税收减少的市县给予一定补偿，并支持承接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袁清还建议，鼓励浙江省与中西部省份共建多种形式的“飞地”，如“产业飞地”“科创飞地”“人才飞地”等。“通过协议形式明确‘飞出地’和‘飞入地’政府在管理、服务、收益等方面的权责利边界，建立长效、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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